学术八卦的一点心得

这两天脸上过敏，又让我有了穴居的正当理由。假期里看不下去书是肯定的，只能继续在google上发挥我的狗仔神功。
看了汪晖最近的长篇访谈和在New Left Review上的新文章（他最新的研究点转移到重新梳理二十世纪的革命经验上，并讨论近20年的“去政治化”的政治）

受“圣火”问题的启发，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及《破报》的网站上蹲看台湾几位稀有的左派人士的文章，如陈光兴和赵刚。挖出95年-96年《中外文学》杂志上的大辩论，围绕台湾主体认同问题激战一年多，以廖朝阳，廖咸浩二廖为两派之首（两人当时还共事于台大外文系，啊这样明着来才有意思嘛），卷进了邱贵芬，陈芳明等等名学者，辩论中从德乐兹到霍米巴巴什么新鲜理论都用上了。我看了邱贵芬写的一个综述，他声称自己是要以这些晚近的后殖民理论为台湾主体正名“尽一点微薄之力”。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台独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权术问题，今天大陆的知识分子这么热衷于后殖民或者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却似乎从来没想过在这个理论的层面上去处理一个跟自身经验关联最密切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台湾，也包括香港和澳门。如果理论问题不处理，不面对，仅仅是通过军事、国际政治与经济文化的钳制，在“论述”的效应上只会越来越被对方处理成一种毫无正当理由的暴力压迫，并继续他们民粹式的的悲情论述。况且，当代理论从化约的路数上讲也似乎的确是偏向所谓地方认同的狂欢的。

看岭南大学罗永生的博客（我的老天，他一个帐号开8个博客...），那种熟悉的香港作为“无言者”的悲情深切表现在他对曾荫权（靠，sougou拼音这都打不出来）的复杂爱恨上。其实就我们几个来讲，多多少少都对这种悲情有了“认同”，这种“奇怪”的认同来自于共有的对大陆现实政治与社会的不满。但是我慢慢开始觉得，这种托付“异乡”的乡愁有时显得过于意气了，因为在面对“己方”现实的时候，把对方“乌托邦化”了。这并无益于全局的思考。拿金像奖的例子来说，我们不讲港人的观感，那些我们能看到的所谓著名大陆影评人以及我们自己的观感是什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说重一点，好像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今天要奉几个土匪当主子那种感觉。我并不是要反过来重新宣扬一种正统论或是大陆中心论，更无意去复制一套统治的正当化说辞，但是，我们在不断地同情香港的边缘处境的时候，难道可以对香港本身在全球资本流通中所扮演的，同样以新潮批判理论来看并不太光彩的角色视而不见？香港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去势”的区域，这构成了它悲情意识的背景，但土财主要“欺负”他也不是白欺负，因为土财主要给黄金万两，如果这叫被侮辱与损害，那也是半推半就的被侮辱与损害。回到电影的议题上，如果对香港电影衰落的反思最后被这样一种悲情意识掩盖掉了，那它衰落的真正原因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我还想说的是，要警惕一种边缘的悲情姿态反过来变成一种自恋的“贵族”姿态，虽然是“没落的”，换句话说，在当今香港的后殖民论述里，他们的所谓“双重殖民”叙述里面，本身似乎暗暗隐藏了一种对过去殖民经验的召唤，这么说可能不准确，我的意思是，在过去，这种殖民性是外显的，因而反而变得不肖说了，而现在是被所谓的“祖国”殖民，这样的经验才是值得（在理论上）大书特书的。这种意识妨害了对香港殖民地经验的真正深入的批判，最后就是会变成我上面说的那种对于边缘地位悖论式的自恋。

最后是今晚又看到了赵刚批龙应台那篇文章之后，林达和崔卫平为龙所作的辩护，以及赵刚的再回应。最早龙和赵的文章是前年就看过的，但这三篇今晚第一次读到。林达的书我没读过，Angela和cx应该是很熟悉了。我觉得这三篇文章非常值得一看，因为比较粗暴地来概括的话，林达和崔卫平以一个大陆人的身份为批评大陆的龙应台辩护（作为大陆的自由主义者），而赵刚以一个台湾人的身份批评赞扬台湾的龙应台（作为台湾的左派），这太有趣了，正好可以作为我上面讲的那种奇怪的认同的绝佳例证。我对林达的背景不清楚，但我觉得林和赵交手显然是缺乏一些必要的理论准备，或者说，他对赵的批评从一开始就不是试图在一个批判理论的空间内展开，而是以一个“文人”的姿态讲一些他认为的基本道德和伦理。文章的链接我贴在下面，但是林达的这段结尾我想在这里贴出来，因为它太有趣了，这种文人酸味我们也太熟悉了，于是就又引出一个古老问题，一个本来非常严肃的学理范畴的讨论，当它的每一方都不得不显示出和权力或者暴力结构的某种耦合时，这种讨论马上就可以变质。这就像台湾的统独之争，就像大陆学界的左右之争，左派说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右派说左派是御用文人，好像这么一给对方贴标签，己方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我恐怕严谨的赵刚老师在雄辩滔滔数万字之后，看到别人如此“不回应”的理由，也要感到十分无奈吧？
ps：赵刚老师的文章实乃中文左派写作之典范，他这篇回应文章本身对于左派立场的重申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处处都在要害，且条理清晰语言清楚，虽是批评却有风度，实在是佩服。 另，关于我自身所谓“站队”的问题，似乎我们还没实质性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倒不是要贴标签。比如肉肉和cx当年都视朱学勤为偶像的，哪里想到今日都掉在左派堆里，读一堆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认同困境”是不是也可以谈一下？hiahiahia 从个体的常识性经验来说，自由主义的东西当然是很舒服，甚至很解气的，听秦晖讲群己权界，肯定深以为然啊，人不自私就不是人了。要认同左派其实是难的。左派老是在可以走”简单“的路的时候复杂化。我们今天读这么多左派理论，其实也并没有到真正产生一种自觉的左派意识，我们经常开玩笑嘛，要做一个认同左派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者，哈哈，这太应该批判了。这话题就不展开了，现在还没这本事。
崔卫平的文章
林达的文章
赵刚的文章

林达结尾：
　　大陆的学者和民众，习惯这般处境，视作理所当然。不论是试了也无媒体敢刊出，还是知道反正无法刊出而干脆不作尝试，总之，万马齐喑。龙应台好端端一篇介绍台湾的文章，一篇被赵刚称为“最俱行销力”的文章，在大陆生生沦为孤家寡人。这倒也罢了，毕竟在大陆如此遭遇，龙应台绝非第一人。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享受着百无禁忌言论自由的赵刚，却完全“忽略”龙应台和大陆民众遭遇的这种“一手可遮天”的制度性蛮横，有本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貌似公允地来大陆“讨论“，推出对龙应台的“批评”文章，也因此得到此岸的制度性配合，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大陆曾经是首屈一指的《读书》杂志刊出。在一个十三亿观众的、不容反驳的看台上，作岀被大陆言论管理部门欣然放行的“学术批评”。　　我们还记得，《读书》杂志曾经是编辑们的骄傲。在说错话便杀头如割草的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还在心理惯性中徘徊观望、进半步退半步的沉闷空气中，这本杂志第一个提出“读书无禁区”。不是说在二十世纪末刊出这句话的杂志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刊出一句平常话竟然需要如此大的勇气，以致要被人念念叨叨记到今天，折射了大陆当时的气氛和环境。如同今天，不是在二十年前领悟“要讲真话”的巴金有多么伟大，而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巴金去世时，大家还纷纷出笼，草草掠过文学大师的巨著《家》、《春》、《秋》，却齐声盛赞巴金之伟大在于“提倡讲真话”，把一个文学大师和一个幼稚园教师的成就相提并论，竟然谁也不感觉异常，这才是折射了今日大陆之言论环境的悲凉。　　众人说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鼓号齐鸣，赞扬巴金“提倡讲真话”以浇自己心头之块垒，只因此刻《读书》早已 “有禁区”，禁区还时不时在扩大中，这种情况下，《读书》却推出赵刚对龙应台的“批判”来。　　这是我忍不住破规矩要写这篇文章和赵刚理论的原因。　　写完之后，照理，刊登赵刚原文的《读书》也有责任刊登这样的读者回应。可是，众所周知，这里的逻辑，理所当然应该不同，我虽然知道刊发无望，还是给《读书》寄去。编辑一定在苦笑，会奇怪我的无知，“这怎么可能刊发”。什么都不说我也知道，《读书》已经办到了编辑失去自己最看重的职业自豪感的地步。接着尝试把稿子发给《冰点》，信中说明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果然是回天无术。　　最后，在遥远的外省刊物，和编辑就删除“敏感段落“苦苦挣扎，虽然删得心痛，可心里很明白，能刊出大部分，已经需要编辑的非凡勇气。于是，这篇文字磕磕巴巴，也就至今未能全文在大陆与读者见面，在杂志刊发不行，收入自己的文集也不行。现在要作为附录，去到台湾进入龙应台的文集，这是什么样的《爱丽思漫游仙境记》。　　回头倒是听说赵刚又推出了批龙应台的新作，顺利地再次刊在大陆又一个重头媒体《中国青年报》，这次“批评”龙应台之余，据说也捎带“回应”我的这篇文章和崔卫平的一篇文章。　　可是，我已经懒得再看，心里倒是想过，真难得赵刚还有此番雅兴。　　如此文人相争，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属龙应台的《台湾》一文。不到一年，刊出此文的《冰点》主编，已经被迫离开编辑部。对《台湾》一文可能的讨论参与者们，都被封杀在媒体之外。　　赵刚现在的“批评”对象：1，龙应台的新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_^先生的公开信》，在大陆媒体不得刊出；2，赵刚所“批评”的崔卫平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媒体也不得刊出；3，赵刚“批评”的我这篇文章，只能在成段删改后，在发行量很小的外省杂志刊出，即便如此，读了赵刚文章的读者，仍大多读不到我的这篇文章。　　在赵刚的“批评”文章频频发表的大陆，哪有什么公平讨论的平台，只有单方发声的高台。赵刚文章只是在妆点出一个“学术讨论繁荣”的假象来。“被批评者”的被迫噤声，其实也令“批评者”之无的放矢，几近荒诞。我们倒是从小见惯，见怪不怪，不谈什么“批评”，只称其为“批判台”。见赵刚独自站在这个高台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遥祝他有一个好心情。　　这是在写作《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时，已经可以预想到的局面，也是我当初写它的理由之一。虽然，以这样的理由写作，多多少少有点悲哀。　　是为记。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