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为部队大院文化熏陶下的“顽主”一代的传记书写，这种书写，毫无疑问，是彻底王朔式的。这一代人走过了新中国最为戏剧性的生命旅程，是在时代的激烈冲突与断裂下形成自我的一代。他们的生长环境注定了他们桀骜不驯，自命不凡的脾性与精神贵族式（无论是否朱学勤所谓的“充贵族”）的自我定位。
他们生长在部队高干家庭——本应是体制内又红又专的血脉延续，却因为文革，反讽地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解放。对王朔，叶京或者姜文，那样一个空气里都是荷尔蒙味道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偷窃，泡妞与械斗是他们确证青春飞扬的浪漫主义，就在“颓加荡”中，他们发出对世界的讪笑。
这一代人是在从“神话”的建立，稳固到坍塌的全过程中完成他们的成人礼的，这注定了他们中总有一些人会成为这样的怀疑论者，嘲弄与自嘲是他们最典型的处事法则，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始终在与时俱进与格格不入之间磕磕碰碰，左摇右摆。事实上，他们是如此尴尬的一代，无法延续父辈的历史，在“后文革”一代人面前却又显得老派且力不从心。他们的生命支离破碎，他们的历史无法总结。然而他们毕竟从他们的父辈身上继承了些什么，除了对于暴力与荷尔蒙的迷恋，或许还有那些红色话语带给他们的，虚幻却又渗入骨髓的信仰，精神，爱，与情义。怀疑与信仰并存，在解构一些东西的同时于内心捍卫着另一些东西。这正是这一代人的特别之处，也是他们的沉重之处。对于方言，玩世不恭仅仅是他用以包裹自己免受外界伤害的卫衣。他一生与许多女人纠缠不清，却与最爱的人始终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或许并不止为了兄弟之情，更是出于对自己在时代中的处境的悲观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指认为《血色浪漫》第二是不确切的。钟跃民和方言身上都具备了一种“浪荡儿”的诗性气质，但都梁让前者更加主动而乐观地担负着命运，而方言，他守住内心洁净的姿态始终是悲剧性的。如果说钟跃民始终“在路上”，那么对方言而言时间在他走出大院时就已经随青春终结。
许多真正底层出身的同龄人会震惊于《青春》或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对于那个时代的诗性追忆。正如李敬泽所说，于他们而言这样的浪漫实在太过“奢侈”。大院孩子的（后）文革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那段日子或许只是年少轻狂的恣意，在他们“长大”以后，便要回归“体制”，回归“主流”，当重新谈起红色话语，也不再带有曾经的轻浮与反讽；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几乎要永远地延续他们的“孩童”时代，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其实不只是荷尔蒙，却在他们终于与历史互相抛弃之后，支撑着这些人最初的骄傲，支撑着他们在从始至终的精神流浪中，在狼狈不堪中，始终高贵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