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立场是社会主义——对话台湾嘉义县文化局局长钟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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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立场是社会主义
　　
　　——对话台湾嘉义县文化局局长钟永丰
　　
　　
　　本刊记者 宁二
　　
　　钟永丰写词，然后林生祥谱曲，这是他们固定的合作方式。钟永丰是烟农子弟，淡江大学土木系毕业，1987年开始用客家话写诗，1990年在高 雄及屏东县进行农户访谈。1992年正式参与反水库运动。1994年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其后数年，钟永丰没有停止进行社会调查和参与 社运，1997年更被推举为全台湾社区团体联合会联络人。
　　
　　1999年他以社运分子身份进入官场，出任高雄县政府机要室秘书，其后陆续担任高雄县水利局局长，“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任秘书，台南县政府新闻室主任及机要秘书，现为嘉义县文化局局长。这期间，他创作了四张专辑几乎全部的歌词。
　　
　　诗人、抗议乐队成员、著名的社运分子、政府官员，钟永丰这样的身份重合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与合作者林生祥、钟适芳共有的左派情结和社会主义意识更使得他们在台湾也成为特殊的一群。
　　
　　
　　
　　农人牺牲，工人也没得利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90年代初以知识分子身份从城市回到美浓，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到家乡？
　　
　　
　　
　　钟永丰（以下简称钟）：我之所以回去，跟我父亲过逝有关系。父亲在我二十多岁时，因为农药残留过量而过逝，其实农药中毒在农村非常普遍。农民 经常撒农药，自我防护又很薄弱，政府也不重视，用量也没有严格控制。你知道，农村的父母就是希望孩子好好念书，念了书离开农村，当我父亲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开始对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质疑，上一辈付出那么大的苦心，结果是让你离开，让这个地方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我存在很多疑问，所以1990年的时候，我 决定，我不去爬那个梯子了，我要倒着走。
　　
　　
　　
　　《南》：你们不断介入公共议题，那么这些年来你们不变的立场是什么？
　　
　　
　　
　　钟：简单说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又关心工人议题，城市议题？我生长的时代，恰好是台湾农村、农民、农业从颠峰时期一路往下坠的阶 段。我从小到大，尤其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十几年间，看到原本很有活力、热热闹闹的农村一下子变成非常孤寂。不是一乡一镇，是整个台湾都这样。而父亲又因 为农药中毒而过逝，我不得不认为，不是农药这么简单一回事害了我父亲啊，是整个农业的问题害了我父亲。到后来，他们越来越用这样自我剥削的方式看待他们的 工作和身体，是整个农业政策的问题啊。
　　
　　所以就会想，台湾光复以来，农村的政治经济到底经历过什么过程？这个过程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在发动？台湾1949年之后的第一批第二批工人 基本是从农村抽出来的。他们在都市里的遭遇跟我们在农村里的遭遇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农人牺牲，在很多面向上没有带来工人得利。
　　
　　
　　
　　《南》：农人牺牲，工人也没有得利，这点具体该怎么理解？
　　
　　
　　
　　钟：1990年以前，农村的崩溃事实上并没有让大部分台湾人感觉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什么冲击效应，因为都市里的工人汇回家里的钱在支撑着农 村经济的不足。但1990年之后，因为泡沫经济，这个环节崩溃了。都市蓄积了大量资金，如果没有把土地管理好，这些资金一定开始炒作土地，导致最后的泡沫 经济。
　　
　　1949年之后，台湾农村能发展的好，是因为农村平均地权的问题处理的好，所以农村不至于产生土地集中化的问题，大部分自耕农能够保有生产的 基本面积。可是都市在1980年代末期之后，这个问题是没有控制好，原因不只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还包括政治斗争。这就导致泡沫经济爆发，都市里的工人和制 造业一起被赶出去。
　　
　　大量的都市工人重新回到农村，产生了很多问题，譬如婚姻，为什么1990年以后台湾会产生这么多东南亚新娘的问题？工人从城市回到农村，背负着很多心灵上的和社会上的污名和标签，所以导致他们在农村普遍娶不到老婆，这跟他们经济条件好不好没有绝对关系。
　　
　　从1990年以后，农村和城市那种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援的情况已经没有了。最开始是农村供应都市，从1970年代到1990年，都市的一部分收 入回馈到了农村，是透过私部门的回馈，而不是公部门的回馈。1990年以后，这两者的关系基本上已经分裂了，只有一方吸一方，没有回馈了，所以从2000 年之后，台湾农村和城市的关系是一面倒。
　　
　　
　　
　　抗议歌手与官员身份
　　
　　
　　
　　《南》：你刚才讲到社会主义，你知道大陆的情况，我对你认识中的社会主义非常好奇。
　　
　　
　　
　　钟：对我来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主张、一种思想，社会主义还是一种辨证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台湾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里，如果完完 全全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和主张，这个地方会非常糟糕。我其实是站在这个基础上思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在台湾存在的必要性。台湾还有和台湾类似的资本 主义的区域里面，如果没有和资本主义相对的任何一种主张的话，会是一种灾难性的状况。我成长的经历里，如果说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完全以城市为主的话，农村会 倒霉，如果完全以工业为主的话，农业会倒霉，如果完全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话，那大部分的人会倒霉。
　　
　　
　　
　　《南》：你从1999年开始进入官场，到现在大概有近10年了，而中间你一直和林生祥在进行合作，你如何处理官员与抗议乐队作词人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关系？
　　
　　
　　
　　钟：早年在运动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你认为你能力高强、视野高超，可是你的社会权力却是如此渺小。所以社会运动里，关键点是那种不稳定和不舒 适的感觉。你的分析力是这么样的好，你的活动范围是如此的大，你的眼界是这么高，你的意志力是这么强，你可以作这么大的组织工作，可是你对社会和政府的政 策所能产生的影响和抗衡力却是如此的边陲，如此的渺小。
　　
　　在公部门而言，没有错，你掌握资源大，你有权力，但是你跟社会的距离却是这么样的大，你跟社会所能接触的界面却是这么样的单薄。这其实又是一种矛盾。
　　
　　这两种矛盾里面，你如何能维持你原来的那种理想？我觉得就是不断调整。在早年的社会运动中，我跟生祥的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进入公家之 后，对于社会运动的接触其实没有断，但变成比较间接比较远的一个角色。这时如果要生产出跟整个社会运动有呼应、反省或者对话的作品，就得透过别的方式。譬 如不断的自我要求跟各式各样的运动接触，持续作社会访谈，但这种情况下，生产性和生产力还是会越来越薄弱。所以从《临暗》到《种树》，我的创作力下降非常 多，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要组织各式各样可能的创作者来加入，其实也是这种背景下的想法。
　　
　　
　　
　　《南》：最后一个问题，你参加了党派吗？
　　
　　钟：没有。